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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本天皇即位礼仪之意义
——与唐皇帝即位礼仪之比较

一、前言

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天皇即位礼仪主要分为四种：即位式、大尝祭、一世一度的仁王祭、八十岛祭。即位式为天皇即位时，将每年一月一日所举行的朝贺仪加以扩大举行的仪式，是中国式的即位礼仪。而大尝祭是将每年十一月举行的新尝祭（秋天收获祭），於天皇即位时扩大举行之神道式即位礼仪。一世一度的仁王会，是将每遇到灾害时所举行的临时仁王会於天皇即位时盛大举行，祈求於该天皇治世消灾保安之法会（佛教仪式）。至於八十岛祭，原本是每年六月十二月晦日举行的称为「御赎物」的阴阳道祓灾仪式；天皇即位时，此仪式盛大举行，为祈求天皇身体平安，延年益寿的阴阳道祓除仪式。 新天皇在举行此四种仪式後，始成为具备完全资格的天皇。四种仪式当中，日人最注重的是，天皇成为「现人神」的大尝祭。其次是天皇成为中国式皇帝的即位式。而一世一度的仁王会，则使日本天皇成为日本佛教教主的仪式；若不经此仪式，则天皇无具备赠予高僧大师号的权限。八十岛祭具有天皇私祭浓厚的色彩，但无法使天皇具备任何资格。（注１） 本论文所要探讨的，即是所谓的中国式的天皇即位仪，以及即位前後之各种相关仪式，并将之与唐朝的即位礼仪做对照比较，深入探讨背後之意义。关於此中国式的天皇即位仪，虽然已有井上光贞（注２）、泷川政次郎（注３）、沟口睦子（注４）、和田萃（注５）、冈田精司（注６）、八木充（注７）等多位学着论及，但除泷川政次郎外，其馀论文很少触及天皇即位仪的细部问题。本论文所欲探讨之问题与这些论文不同， 分述如下。

二、日本持统天皇之即位式

中国的即位礼仪，不仅史书叙述简略，连《大唐开元礼》这麽完备的礼书都没记载。可是日本的《仪式》（８７３～７）一书即有「天皇即位仪」的一篇。其礼仪之内容与字句，几乎与「元正朝贺仪」完全一样。两者之差异仅有下列几点：

１ 元正朝贺仪设有皇后之席位，而天皇即位仪则无（注８）。

２ 天皇即位仪无新年之贺词。

３ 朝贺仪有奏祥瑞之仪，而天皇即位仪则有叙亲王以下位之仪。

以上之差异，可谓理所当然之差异。然而天皇即位仪与朝贺仪，究竟为何如此相似，此中究竟有何意义，即是本论文所欲探讨者。 平安时代的即位，是以让位 受禅之践祚为原则，谅暗践祚（椁前即位）为例外。而中国则是以椁前即位为原则。岩波书店《律令》之补注（注９）中，对平安时代之践祚（＝即位）仪有如下扼要之叙述。

１ 《仪式》中之「让国仪」记载：新帝於先帝让位之当天，接受传国之玺柜·铃印镒等物而践祚。

２　於大极殿行天皇即位仪。

３ 其後，於１１月举行践祚大尝祭。

因此，《仪式》的「天皇朝贺仪」，只不过是一连串的践祚（即位）仪之一。笔者认为，前述的「让国仪」才是真正的即位式，而所谓的「天皇即位仪」是即位式之後的朝贺仪。至於「践祚大尝祭」，已於前言中述及，於此不再赘述。所以从让国仪、天皇即位仪、践祚大尝祭、至前述的一世一度的仁王会、八十岛祭，以及即位礼仪前後所举行的祭神及告陵，都可看成广义的即位礼仪。为了印证笔者的看法，笔者首先以最为可靠、而且较为详细的持统朝史料来检讨。《日本书纪》卷第三十、持统天皇４（６９０）年条记载： 春正月戊寅朔（一日），物部麻吕朝臣树大盾。神伯中臣大岛朝臣读大臣寿词。毕。忌部宿弭色夫知奉上神玺剑镜於皇后。皇后即天皇位。公卿百寮，罗列匝拜，而拍手焉。己卯（二日），公卿百寮。拜朝如元会仪。丹比岛真人与布势御主人朝臣，奏贺腾极。庚辰（三日）。宴公卿於内里。仍赐衣裳。庚子（二十三日）。班币於畿内天神地，及增神户田地。笔者认为上述全部史料即为广义之即位礼仪，而一日的「皇后即天皇位」是真正的即位式。因为正月一日，神伯读天神之寿词，忌部宿弭色夫知向皇后奉上神玺之剑镜，公卿百寮匝拜拍手，这些仪式本身就是完整的即位式。养老令中的神令所规定的「凡践祚之日，中臣奏天神之寿词，忌部上神玺之镜剑。」即与正月一日的仪式相吻合。然而到了平安时代，「奏天神之寿词」与「奉神玺之镜剑」两仪式移至践祚大尝祭，所以即位式的概念就变得复杂起来。若说一日是真正的即位式，则二日的「公卿百寮，拜朝如元会仪」即是即位式後的朝贺仪。从前的学说认为，二日的礼仪就是《仪式》中的「天皇即位仪」的最早史料，并将「天皇即位仪」看成是真正的即位式。可是笔者对此论点不敢苟同。我们若不持成见来看持统天皇纪的史料，即能发现新的事实。二日的「拜朝如元会仪」之「元会」，当然不是指《大唐开元礼》朝贺仪之後的「元会」，而是指《仪式》中的「元正朝贺仪」。在日本，「元会仪」与「朝贺仪」可以说是同义字。例如《仪式》卷五的「天皇即位仪」曰： 前二日，所司宣摄内外，各司其职，一如元会仪。前面已提及，「天皇即位仪」可说是「元正朝贺仪」的翻版，所以此处的「元会仪」当然是指「元正朝贺仪」。其次值得注意的是，《大唐开元礼》卷十七、嘉礼、「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」中曰：符宝郎奉宝置御座如常。日本的《仪式》中，不管是「天皇即位仪」也好，还是「元正朝贺仪」也好，都没有这样的条文。「天皇即位仪」中看不到「上神玺之镜剑」这样的字句，一般日本学者皆解释为随着时代的演变，「上神玺之镜剑」仪被移到践祚大尝祭里。可是笔者发现，在後来的史书中竟有此仪式。《殿历》嘉承二（１１０７）年曰：十二月一日。（中略）次天皇御高座。（注略）其仪，御前命妇四人，左右并相前行。次内侍二人取御剑玺前行。（御剑在左，玺在右）。次宸仪召御沓令不出马道给，余候御傍，但依路程不审，余笏奉抱主上。（中略）次内侍二人，当于高御座後阶左右男柱而立留。余乍奉抱主上升高御座奉居之。（南面）次取御剑置左。（御胁息内，柄南刃东，当于御剑柄天，内方置玺。）此外《洞院家记》建武四（１３３７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御即位仪条，以及《光明院御记》延年二（１３３７）年十二月二十八月甲午条均有「剑玺」之记述。在《仪式》「天皇即位仪」及「元正朝贺仪」中消失的「奉剑玺」之仪，於此再度复活。为何如此，笔者虽不敢断言，但可以推测，或许是叁考了中国的史书，发现了中日仪式之差异，而加以修正。一般学者认为，律令制崩溃之後，日本的典章制度，逐渐远离中国，可是这里却出现了例外。 八木充指出，在持统朝以前的有关即位仪之玺印、镜剑玺符之记录，乃为後世即位礼仪完备之後所润饰而成。镜剑奉上之仪，实起源於持统天皇即位之时（注１０）。若将镜剑奉上之仪视为持统天皇之即位式，则翌日（正月二日）的公卿百寮拜朝，自然朝贺的意味甚浓，换言之，就是即位後的天皇与臣子的会面典礼。由於缺少镜剑奉上的仪式，所以二日的仪式，在某方面说来，可以说比《开元礼》中的朝贺礼更具纯粹。前面说过，中国历代的礼书中，都没有即位礼仪的详细规范（至少在宋朝以前是如此）。所以要将中日两国的即位仪做比较是很困难的。至於中国的礼书中为何没有即位仪，笔者认为，大概是编纂礼书的礼官惟恐犯上「十恶」中的「大不敬」罪。在唐律的大不敬条的注中，虽然没提到此事，但从其立法精神看来，将即位礼编进礼书中，极可能构成大不敬罪。律令国家的专制君主，为了巩固其地位，於名例律中设立了谋反、谋大逆、谋叛、大不敬之法条。此外，又在职制律中制定了合和御药条、造御膳条、御幸舟船条、乘舆服御物条、泄漏大事条、玄象器物条、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条。权力核心人物，其权力与既得利益越大，就越对自己的地位感到忧心。处於律令国家顶点之皇帝，经常处於不安之中，即使是对自己的骨肉（皇太子），也抱持着猜忌与疑虑。所以在元正冬至朝贺仪中，就有「奏祥瑞」与「呼万岁」的仪式，用以讨好天子的欢心，同时并表示出臣子的一片忠心。《唐律疏议》第一卷名例律、十恶、大不敬条曰： 六曰大不敬。谓盗大祀神御之物、乘舆服御物；盗及伪造御宝：合和御药，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；若造御膳，误犯食禁；御幸舟船，误不牢固；指斥乘舆，情理切害及对悍制使，而无人臣之礼。疏议曰：礼者，敬之本；敬者，礼之舆。故礼运云：「礼者君之柄，所以别贤明微，考制度，别仁义。」责其所犯既大，皆无肃敬之心，故曰大不敬。从大不敬条即可看出，其立法精神，在於规范人臣之礼。本来，「即位仪」就不是谓当代的皇帝而设，而是为了皇位继承者而设。所以礼官制定「即位仪」，即使不触犯大不敬罪，也等於公然打破皇帝想要活到「万岁」之梦。所以在中国，没有一个礼官这麽不识大体，胆敢编纂即位仪。而日本的《仪式》一书，之所以会将「让国仪」、「天皇即位仪」、「践祚大尝祭」编入，笔者认为有两种可能性。一是唐日两国对处於律令制顶点的皇帝（天皇）的性质方面，各有不同的解释与看法。另一种可能性是，平安时代的即位，是以让位、受禅之即位为主流，所以对天皇之易位交替并不如此忌讳。不管如何，两者在中国的律令制下都是不可能发生之事。如同前述，日本的（天皇即位仪）原本不是即位仪，而是即位仪之後的朝贺仪。起码，在持统天皇朝时是如此。在《大唐开元礼》中既然没有即位仪，那麽就无法直接比较唐日两国之即位仪。不过很幸运的，在中国的史料中，却可发现可以证明笔者之假说的记录。依据尾形勇的说法，在中国，周代以後，即位礼仪中即存在分为两次的两种仪式（注11）。他主张，所谓两次的仪式，即是指在西宫殡所举行的凶礼──柩前即位，与在宫城太极殿东序──的嘉礼以传「册宝」为主的即位（注12）。尾形勇的论文，虽然仍存有若干问题，但其主要论点是正确的。

三、即位仪後之朝贺仪

《册府元龟》卷一一、帝王部、继续三、文宗条云：文宗。敬宗弟。初封江王。宝历二（８２６）年十二月辛丑（八日）。敬宗夜猎还宫。遇中官刘克明之逆。壬寅（十日）。枢密使王守澄以兵卫迎江王入宫。癸卯。教曰：（中略）其刘克明、田务澄、苏佐明、王嘉宪、石定宽等二十八人，并正刑书，罔有漏逸。（中略）当同大行皇帝正柩于太极殿前，率依光陵故事。有司条上，务尽诚信。其 宰司空平章事当摄立功将士，节级各有优赏。布告遐迩，咸使知闻。宣讫。 敬宗於宝历二（８２６）年十二月八日为宦官刘克明等人所杀。刘克明等人为了拥立宪宗之子绛王悟，翌日发表了伪造的遗诏。然而十二月十日，枢密使王守澄等人杀了绛王，迎江王（文宗）於宫中。但是因为没有先帝之遗诏，江王为了稳定政局，乃宣布「教」文，以强调自己的正当性。《册府元龟》同条（壬寅、十日）续云：宰臣裴度窦易直率百寮於紫宸外廊上谒江王。王以素服见度等。再拜。慰贺讫。退又率百寮，上劝进表三。十日之「王以素服见度等」之仪，即是「柩前即位」之仪。至此，毫无任何问题。然而十二日的「第二次的即位仪」中，即出现了前面所未出现的朝贺仪。《册府元龟》同条曰： 乙已（十二日）。帝御宣政殿即位，诸卫各勒兵，屯诸门。黄麾大仗陈於殿庭。押册宝。自西阶下。文武群官入，就位。（中略）册使宣云，伏奉太皇太后令江王即皇帝位。（中略）摄中书令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侍裴度进读曰：（下略）。读册称贺。帝受策，以授左右。侍中进宝，帝受宝，以授左右。 又奏请改服衮冕。即御座。受万方朝贺。此处出现了「朝贺」二字。总之，十二日的仪式是，读太皇太后之册，进宝，然後皇帝改服衮冕，开始进入朝贺之仪。笔者将《册府元龟》「受万方朝贺」之後的史料，与《开元礼》的朝贺仪、日本《仪式》的天皇朝贺仪、元正朝贺仪做了比较，结果发现四种礼仪的内容几乎一致。若勉强挑出其中的不同之处，则是《开元礼》中的朝贺仪缺少「索扇开」及「就炉烧香」的仪式。关於这两种仪式，笔者已另於拙文（元正朝贺仪之诸问题）（注13）中详细说明。简言之，「索扇开」之仪式，是於《大唐开元礼》完成之後，由萧嵩提出建议而纳入的。《唐会要》卷二十四、朔望朝叁条云： 开元中，萧嵩奏：每月朔望，皇帝受朝於宣政殿，先列仗卫，及文武四品以下于庭。侍中进外办，上乃步自序西门出。升御座，朝罢，又自御座起，步入东序门，然後放仗散。臣以为，宸仪肃穆，升降俯仰，众人不合得而见之。乃请备羽扇于殿两厢。上将出，所司承旨索扇。扇合，上座定，乃去扇，给侍中奏无事，将退，又索扇如初。令以常式。萧嵩的奏文，与日本《仪式》中的「奉翳」礼仪是一致的。同样的，「烧香」仪式也出现於《开元礼》以後的文献。

四、结语

日本的天皇，在所谓的中国式即位仪中，穿着中国式的「衮冕」，衣裳织着十二章（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、火、宗彝、此八章在衣。藻、粉米、黼、黻、此四章在裳。）（注14），可谓唐朝皇帝的翻版。 笔者将《册府元龟》中的文宗即位礼仪後的朝贺仪，与《大唐开元礼》「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」仪、日本《仪式》「天皇即位仪」「元正朝贺仪」比较之後，结果可知《仪式》中的「天皇即位仪」原本不是即位礼仪，而是即位礼仪後的朝贺仪。 而从持统天皇（一月一日）即位式翌日的「公卿百寮拜朝，如元会仪」看来，日本的持统朝与唐朝一样，於即位礼仪之後，举行了朝贺仪。然而到了平安时代，即位仪中之两种核心礼仪──「奏天神之寿词」与「奉神玺之镜剑」，却被移至践祚大尝祭中举行。因此，即位仪的概念变得复杂起来，原本是即位仪後之朝贺仪，居然成为即位仪。

注１：叁阅泷川政次郎《律令与大尝祭》（国书刊行会、１９８８）第２页。
注２：井上光贞《日本古代之王权与祭祀》（东京大学出版会、１９８４）
注３：泷川前揭书。
注４：沟口睦子〈神 令与即位礼仪〉（收入黛弘道编《古代王权与祭仪》吉川弘文馆、１９９０）
注５：和田萃〈高御座──关於朝贺 即位式〉（收入岸俊男教授退官纪念会编《日本政治社会史研究》上、书房、１９８４）
注６：冈田精司〈大王就位仪礼及其展开──即位与大尝祭〉（《日本古代史》２４５号、１９８３）
注７：八木充〈日本之即位礼仪〉（东亚世界日本古代史讲座９《东亚之仪礼与国家》学生社、１９８２）
注８：可是《中右记》嘉承２（１１０７）年１２月１日的史料即有皇后同席之记载。
注９：日本思想大系３《律令》岩波书店、１９７６年、５３７页之１３a。执笔者为井上光贞。
注10：八木前揭论文。冈田精司之（大王就任仪礼之原形与其展开──即位与大尝祭）一文，虽然值得参考之处甚多，但有过度信赖较早史料之嫌。
注11：尾形勇〈中国之即位礼仪〉（收入前揭《东亚之礼仪与国家》）。
注12：然而中国古代经学者，不将第二次的即位礼视为嘉礼，而是吉礼。他们认为嘉礼与凶礼不能同时举行。
注13：杨永良〈元正朝贺仪之诸问题──其法的意义──〉《明治大学大学院纪要第２１集》１９８３年。
注14：据《仪式》「礼服制」与《大唐郊祀录》卷三记载。